刘上生先生的《曹寅与曹雪芹》（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24年出版。北京曹雪芹学会将此书作为胡德平、张书才主编的《曹学文库》之一种，著名文史学家张书才、陈蒲清先生为序。
这部五十万言的专著，是刘上生先生数十年来在曹学与红学领域覃思精研的集大成之作。二十多年前，他撰写的《曹寅与曹雪芹》（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清代包衣汉人作家和文化活动家曹寅的学术专著。
增订本吸收了此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学术前沿信息和著者学术成果，内容扩充调整一倍以上，不仅对包衣曹家先辈，特别是曹寅的生平、心态与文学成就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论，更以此为枢纽，系统性地探寻了包衣曹家的精神传承及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影响，为我们展示了一条实现曹学和红学内在沟通的精神通道。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上生先生从事《红楼梦》教学与研究四十余年。90年代后期，鉴于当时曹雪芹祖籍论争等与《红楼梦》无关的问题导致曹学与红学分离的状况，他在专著《走进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将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沟通融合，深入探讨了《红楼梦》文本与作家的深层心理联系，提出曹雪芹的创作情结及其艺术投射问题。
同年，上生先生在北京国际红学研讨会上提交论文《论“曹学”与“红学”的内在沟通》，指出红学与曹学的沟通“包含由表及里的三个层面：本体（著作权）层面、文本（故事）层面和心理层面，与此对应的研究方法分别是考据学、叙事学和心理学方法”。心理层面的沟通，即心理学视点中的曹学，同样以曹雪芹家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阐释重点则在包衣曹家的精神传承。
上生先生认为“精神传承是在家族（家庭）社会地位、社会文化环境与其主要成员的人生遭际、思想性格的冲突（性格与环境的关系）中形成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心理传统，是比血缘关系更深刻、更强有力的心理脐带”；因此，研究包衣曹家的精神传承，即是探寻曹学与红学内在沟通的现实路径，也是走近曹雪芹和《红楼梦》的重要心灵通道。
上生先生提出并围绕这一原创性学术命题，数十年锲而不舍，从21世纪初撰写《曹寅与曹雪芹》，至近年出版的《从曹学到红学》和本“增订本”及其他相关论文，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系列，为红学和曹学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
在对包衣曹家精神传承的研究中，上生先生始终坚持以文献考证为基础，坚持以老一辈红学家的历史性贡献为起点，把握百年曹氏家族史所蕴含的民族史和文化史内容，把握曹家作为内务府包衣汉人的根本身份，突出其社会地位的包衣仕宦双重性。
以此为认识基点，增订本第二章《包衣曹家先辈及传承考论》对初版本《先辈事迹考略》作了基础性改造和较大扩展，从先祖三代曹锡远、曹振彦、曹玺起，著者探赜索微，对有限史料的隐含意义作了深入的创新解读；《包衣曹家的“家学”传承和新变》一节对曹家“艺能”传统的探讨，更延伸六代，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曹家精神传承的内涵。
经过补充丰富，增订本实际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包衣曹家精神传承史的框架，使这一家族精神传承的链条更为完整丰满。而曹寅是这一链条上承前启后的关键，增订本以曹寅研究为中心，形成了具有创新意识的学术特色。
上生先生的问题意识体现了他溯源求真的自觉追求。这种问题意识是双向度的：既指向曹寅作为清代历史文化名人的个体意义，更指向其作为理解曹雪芹精神世界的重要人物的关系意义。
从第一个维度而言，曹寅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独立对象。正如上生先生所言，“曹寅之值得解读，首先在于他的个体价值及其范式意义，这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意义；而后才是他的关系意义”。
他不仅是清代杰出的旗籍包衣汉人作家，更是康熙时代重要的历史文化名人。他的《楝亭集》和戏曲创作展现了不俗的文学成就，他主持编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大型文化工程，参与和推动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文学文化活动；同时，作为康熙皇帝的亲信近臣，他身兼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等要职，是康熙朝政治文化历史的重要亲历者与见证者。
更为重要的是，他特殊的包衣汉人身份与家世背景，使他在政治忠诚与民族情感、显赫地位与奴仆身份之间始终处于一种身心紧张状态。
这种生存处境对其思想人格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对曹寅这一独特个体进行深入探究，特别是对其精神世界进行剖析，对于理解清代前期的政治文化生态、满汉关系以及包衣群体的精神史，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如增订本第三章第二节根据对《楝亭诗钞》卷五《南辕杂诗》其二“旧日侲童半服官”自述性内容的解读，发现曹寅曾有参加宫内娱乐表演的“侲童”活动以及养马服役的经历，其童奴生涯有着远比我们所知丰富得多的内容，这对更深入理解曹寅的人生和思想具有重要作用。此前学界尚无人注意及此，尤可见著者读书思考之精细。
从第二个维度而言，曹寅是理解曹雪芹与《红楼梦》不可绕过的存在。上生先生强调，“只有走近曹雪芹，才能走进《红楼梦》”，而走近曹雪芹，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他的精神世界尤其是思想人格。
在《走近曹雪芹》中，他提出从种属（人类）—民族（社会）—家族（家庭）—个体（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结构链研究包衣曹家的精神传承及其对曹雪芹影响的问题。走近曹雪芹就要从家族精神传承的角度回答伟大人物、伟大作品从何而来的问题。
在包衣曹家的精神传承中，曹寅是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家族记忆如何内化为精神资源？包衣身份带来的创伤体验与反奴人格如何代际传递？文学才华与审美趣味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后人？
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对曹寅的深度解读来寻求答案。上生先生通过梳理曹寅的生平事迹、思想心态、人格特质与文学创作，揭示其如何成为曹雪芹精神成长的历史底色，进而为理解《红楼梦》的情感基调、思想底蕴与艺术创造提供坚实的发生学解释。
这种双向度的问题意识，使增订本的学术追求既非单纯的曹寅生平考辨，亦非直接的红学文本阐释，而是立足于二者的内在精神关联，在曹学与红学之间架起一座精神沟通的桥梁。
正如作者所强调的，曹学与红学是母子相依的关系，唯有深入理解孕育者，才能真正走进被孕育者的精神世界。从《走近曹雪芹》到《曹寅与曹雪芹》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上生先生不断探索、溯源求真的问题意识。
著者对曹寅研究最具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在于首次对包衣曹家的精神传承进行了深入的系统剖析，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三个二重性”的核心命题，以此作为理解曹寅思想人格的理论框架。
所谓“三个二重性”，即曹寅身上体现出的政文异向的双重忠诚、情理分离的双重追求、身心相悖的双重人格。
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并非出于抽象的思辨逻辑，而是建立在大量史料与文本的细读之上，是对曹寅思想、行为与创作中内在矛盾的精准捕捉与深刻阐释。
“政文异向的双重忠诚”揭示了曹寅政治行为与文化态度间的深刻背离。
一方面，作为康熙皇帝的亲信近臣，曹寅在政治上恪尽职守、竭诚效忠，维护着清廷的统治权威，表现出无可怀疑的伦理忠诚；另一方面，作为汉民族王朝功臣后裔和家庭经历民族劫难而没满为奴的包衣汉人，他始终保持着对本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情感忠诚，与坚守气节的遗民志士产生心灵沟通。
在文学创作中，他时常流露出对前明的故国之思与民族情感，与其政治身份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公开身份与私密情感之间的异向性，构成了曹寅精神世界中最根本的张力。
上生先生指出，曹寅身上的这一矛盾，归根结底乃是由他的满洲旗人和包衣汉人的双重身份及其政治地位决定的，其典型意义在于，“以接受异族统治为代价换取民族生存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往往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痛苦而理性的政治—文化二元选择”。这是易代之际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历史延续的一种形态。
“情理分离的双重追求”进一步深入其心灵内部的情感世界。曹寅身处清初理学笼罩的时代氛围之中，肩负着维护正统意识形态的责任；然而，他的情感世界却异常丰富而敏感，对自由、对真情、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执着追求，常常与主流规范产生冲突。
这种“情”与“理”的分离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渗透在他与江南文人的交往、对戏曲艺术的酷爱和个体情爱等生命实践之中。
第八章第三节论“曹寅的‘情’与曹雪芹的‘情’”，及此后作者的相关研究（如关于曹寅曹雪芹祖孙“风流”人格及艺术投射的探讨等）都很有意义。
这些研究丰富了曹家精神传承的内涵，不但使曹寅“重情”的精神世界更为立体丰满，也有益于对《红楼梦》“大旨谈情”的理解探索。
“身心相悖的双重人格”则是前两个矛盾的集中体现。身居高位的曹寅，内心却常以“羁囚”自喻，深怀“不材”之愤，渴望精神的自由与超脱。
他既享受荣华，又厌倦官场；既恪守臣节，又向往隐逸。他是“非我”与“自我”，奴性人格与反奴人格的矛盾体，这种人格上的双重性，使曹寅成为清代包衣群体中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悲剧性存在。
增订本第五章分析了曹寅《楝亭集》“不美不刺、面向个体自我”的私人话语特征，认为这种“不涉户外一事”的做法和心态，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安全包装，“它是消极的，但也是积极的”。这些论断显示了上生先生深入心灵世界的共情力。
二重性即矛盾性，而“人是一个矛盾性的存在”（卡西尔《人论》）。上生先生从矛盾性来理解曹寅其人，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思辨品格。
增订本指出，“若干不同方向和内涵的二重性，又构成了个体的独特性，并由这种独特性映射出普遍性的意义”。
将曹寅的二重性置于清代前期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来看，政与文的背离，根植于包衣汉人的特殊处境；情与理的冲突，折射出清初思想文化的内在张力；身与心的背离，则是个体在体制夹缝中自我意识觉醒的必然产物。由此看来，曹寅的复杂性不仅是个体的，也是普遍的。
“三个二重性”的理论概括及辩证把握，使上生先生的曹寅研究超越了一般性的生平考述，而达到了精神史、心灵史研究的深度，是此前相关论著（如史景迁《曹寅与康熙》）未曾达到的；同时，这一原创性理论概括为理解曹雪芹及《红楼梦》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内在逻辑依据，使该书超越了既往曹学研究对于家世和家事的关注，而深入到对历史人物心灵世界的挖掘、理解和对精神传承的探寻。可以说，这是上生先生对于曹学和红学研究最主要的理论贡献。
上生先生对曹寅的研究，既是对历史人物的考索，具有历史研究的特性；亦是对文学心灵的发微，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因而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增订本体现出文史相融、以文证史的突出特色。
上生先生将作品视为作者心灵的呈现，通过对《楝亭集》文本中意象、典故、情感脉络的细心解读，捕捉曹寅幽微的心绪和深层的矛盾，从而进入其精神世界，使这部诗文集成为打开曹寅心灵之门的钥匙。这种研究方法兼具文学敏感与历史深度，常常见人未见、发人未发。
《楝亭集》是曹寅“三个二重性”的人格心态最典型、最集中的呈现。曹寅的行役之苦、羁囚之悲、不材之愤、“末世”之叹、家国之恨、风月之情、悯民之心及种种与其官方身份和正统意识相悖离、相对立的情感蓄积于中，形成一股与康熙盛世不太谐和的“魁垒郁勃”之气，成为《楝亭集》中诗歌的情感基调。
上生先生对曹寅大量诗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读分析，如对《病鹤》《圈虎》等咏物诗的解读，揭示出曹寅虽身居高位却无法摆脱羁囚之悲的深层心理。
对《坐弘济石壁下及暮而去》《暮游弘济寺石壁回宿观音阁中》等纪游诗的阐发，捕捉到诗人在山水之间寻求精神解脱的瞬间，那“一片石”与“千里游”“婴世网”形成的对照，这反映的不是一般文人的出世与归隐的矛盾，而是曹寅融合了民族情感、家族劫难以及个人经历等复杂心理内容的情结。
像这样深入文本而不止于文本的解读，在增订本中可谓俯拾即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以文证史的文本解读之法并非止于对曹寅个体的理解，更延伸到对家族精神传承、对曹雪芹及《红楼梦》思想和写法的探寻。
如增订本在初版本基础上所论述的爱石情结的意象承接，“情”的关联，和新增的论及曹寅《避热》诗与薛宝钗“冷香丸”、赠杜岕诗自注与曹雪芹修改《赏花时》曲词、《与曲师小饮和静夫来诗，次东坡韵》诗与贾宝玉“世法平等”观念等一些个案研究，增订本的这些章节是上生先生近年不断思考的成果，反映了他对红学研究老而弥笃的真淳态度。
事实证明，在宏观视野下的个案研究，可以集腋成裘，见微知著，积累真知灼见，而避免粗疏之病，是一种有效的治学路径。
《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版。
上生先生对《楝亭集》文本的心灵化解读，既是文学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其文学性在于尊重艺术创作的特质，以敏感的心灵去贴近另一个心灵；其历史性在于始终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不脱离曹寅的包衣身份、时代处境而作空泛的阐释。
正是这种双重自觉，使《楝亭集》不再仅仅是考据的材料，而成为一部心灵的史诗，一部记录清代包衣文人精神挣扎与艺术创造的“心史”。
《曹寅与曹雪芹》（增订本）为我们复活了一个鲜活而复杂的曹寅，也为理解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创作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精神通道。曹寅和曹雪芹是一个包容性极其广阔的论题。增订本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和空白。如曹寅思想研究，包括对《红楼梦》有重要影响的包衣曹家的宗教思想传承，增订本虽有涉及，但能有专题研究会更好。
对曹雪芹父辈曹颙、曹頫等的研究，因文献材料不足，还相对较为薄弱。至于曹寅文学和戏曲创作以及其他文化活动对《红楼梦》的影响，包衣曹家精神传承与中华文化精神传承的联系，诗文戏曲与小说的互文性跨界等，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看，增订本见微知著，提供了一些范例，但显然也留下了更多的开拓空间。
上生先生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有心后继者，当然更需努力去进行新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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